一生鍛錬　試行錯誤に切磋琢磨

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學者，大多欲打破中國政治即為專制體制的觀念，並證明有其合理性之目的。政治制度一詞並無明確定義，研究的學者其範疇總不超過皇帝、官吏、中央、地方之類的題目。制度史研究淵源已久，中國傳統史書有志書傳統，其記載的就是今人所稱的「制度」。



清代乾嘉考據學的影響下，史家嘗試用史料「重建」古代職官名稱。此時可掌握之材料除了正史外，還增加了石刻、文集等資料。此風氣也影響了後世「史料學派」，考證學的發達對中古官制研究貢獻甚大。注視考證的嚴耕望先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有其合理性，並相信現今行政組織可能建立於古代的制度之上。
許多政治制度史學學者的研究重點在於政府組織是否有效率。有效率的政府機構，其立意是理想的，但實際上政制之推行仍有其困難度。



清朝末年與西方一系列的接觸，中國知識份子漸感中西政制差異極大，故興起研究政制史之興趣，梁啟超為代表。梁氏所謂政治制度包含政體演變、政府組織、政府運作狀況等。民國以來，保守主義之學者相信傳統中國政治有其合理性，且可供現今創制作為參考，故以錢穆為代表的學者也著手研究中國政治制度史。



錢穆認為中國政治除了有其合理性之外，政制的發展取決於知識份子對文化理念的覺悟。孫國棟在〈唐代三省制之發展研究〉提到兩個重點，即相權制衡君權，及三省制為一權能區分之制度。此說法支持錢穆的「中國政制理性說」，但余英時認為三省制證明了皇權高於相權，並不斷對官僚制度進行干擾。近年來學者透過解讀公文書，以期達到理解政制規範的目的。



民國六十年代，政制史的地位逐漸被受到社會科學影響的經濟史與文化史所取代，其主要原因有二︰研究者原本就不多，再加上受到新史學的衝擊，政制史在七十年代迅速沒落。 之後的研究者，多從政治制度與政治環境演變做結合，也運用社會學的計量方法，分析歷史發展的脈絡，探討政治力與社會力的交互影響。另有一派學者認為影響制度最重要的因素不是社會，而是人的意志。如貞觀年間「同中書門下三品」官銜的出現，顯示君主的意志，使得政制更為靈活。



制度與規範的不同處，在於制度有其施行的明確對象，且具有強制力。因此，政制史也可說是在研究人的相互關係。另外，政制史不是只有考據的學問，須與現行政制相結合，才能顯現其實用價值。但當我們用現代政制去解讀中國傳統的運作原理時，要重新思索當時的時空背景，而不是一味以現代眼光解讀。過份的解讀，容易造成對過往的誤解。



制度是會因政治變化與實際需求而有所變遷的，在這動態的變化過程中，人的意志、制度運作情形、時代的文化理念及其歷史背景，都是造成變動的因素。例如魏晉的九品官人法之形成，有學者認為是造成門閥興起的重要因素；但也有學者認為經濟發展才是主要原因。以不同面相切入，所獲得的結論也不甚相同，這也證明了政治制度的複雜性與博通性。因此，我們須了解政制是種「活的」歷史。制度的設立目的就是被運作，而人也會隨現實狀況不斷做調整。理解制度的內容是件重要的課題，但如何使研究之重心不在考據，又加深對制度的研究，對現今學者來說，值得思考。



原刊於2007年5月18日